何玉莹｜非法经营抬高价格罪“数额”的司法认定——基于14项有效判决

何玉莹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点

一、提出的问题

二、实践现状分析

三、在实践中识别相关问题

四、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哄抬物价。我国对此类行为采取“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双重处罚机制。在数额的司法认定中，应区别对待“违法所得数额”和“违法经营数额”。在计算违法所得时，要结合对“哄抬物价”程度的调查，参照差价率进行计算。未公布差价率的，应结合市场情况综合判断是否为哄抬物价。依据行政法和刑法判断具体数额，进而确定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要件的“大幅增加”。

包括违法经营金额较大的情况。

一、提出的问题

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用品市场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疫情初期，市场上的产品库存严重低于市场需求，制造商无法在短时间内生产出足够的抗疫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规律。然而，一些企业趁机囤积并抬高价格。这种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损害消费者利益、侵犯市场秩序的角度看，是根据《价格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此类行为，2020年2月6日，两中、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预防和控制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和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犯罪”。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额违法所得，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文件，明确对疫情期间哄抬物价实行“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双重处罚机制。为防止非法经营罪成为“袖珍罪”，有必要明确“非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的定罪标准。

二、实践状态分析

案例数据分析

制度分析截至2021年4月24日，法院已对《关于疫情期间非法经营哄抬物价罪的生效判决、裁定》作出14件案件的审判公示。涉及的防疫物品主要是口罩、酒精、消毒液、熔喷布，以及防护服和额温枪。在某些情况下，犯罪项目不止一种（具体比例见下图1）。哄抬物价的比例从1.0倍到30倍不等。最低违法经营金额为2万元以上非法经营比特币，最高可达80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数额在1万元以上至200万元以上不等，量刑一般较轻，实际刑期从6个月以上不等三年有期徒刑，大部分集中在一年左右。在有期徒刑基础上申请缓刑的比例为46%。

图一

上述数据是涉及法院判决的重要信息。其中，“违法所得数额”、“违法经营数额”、“哄抬物价差价率”是确定具体刑法和罚款的重要依据。

行为方法总结

1.直接翻倍售价

直接将售价定为进货价格的数倍是哄抬物价违法经营罪中最常用的手段。包括口罩、酒类、蔬菜、肉禽食品等商品，最直接、最直接疫情期间哄抬物价的常见形式是涨价。有效情况下，进货价多为1元或0.5元，口罩涨价5元以上，涨价十倍以上。上海部分团购商品的价格比日常价格上涨了3-5倍甚至更高。部分团购商家在抬高价格的同时提供劣质商品，借疫情暴利。

2.间接抬高商品价格

各种高额的“代理费”、“送货费”、“排班费”、“跑腿费”、“快递费”、“导购费”、“代购费”、“渠道费”、 “团购费”、“代购费”等，使消费者获得的产品实际价格远高于标价，变相抬高了产品价格。物流行业，这种抬高价格的新方式，已经成为商家暴利的新方式。

3.捆绑搭售抬高商品价格

强制捆绑商品本身就是经济法上的违法行为。在疫情防控期间，这种强制捆绑销售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买口罩捆绑销售消毒液，购买抗疫药品捆绑销售口罩等。销售其他产品，特别是滞销产品或过期产品，实际上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变相抬高商品价格，构成哄抬物价。

三、实践中的相关问题“金额”的确定

“金额”的确定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是《意见》规定的定罪要件之一。不允许“违法经营金额”。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认定非法经营罪“非法所得”的研究意见》中明确，“非法所得”是指获利的数额，即行为人的违法生产行为。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全部收入，扣除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收入 搬迁合理支出部分后的余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规定，违法所得金额应当从当事人的全部违法所得中扣除合理费用后扣除。本规定明确了“违法所得”的具体认定范围。

“违法经营数额”的重要性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起诉标准规定》（二））检察、公安部，除明确包括烟草、证券、期货、非法出版物、出版物印刷发行、外汇、国际电信业务等业务之外，分别对这些业务的非法业务和非法收入备案标准，规定了其他一般违法经营行为。立案标准是在标准范围内区分经营金额和违法所得金额，并设立了两条判断线，个人违法经营金额是否达到5万元，或者非法所得金额达到1万元，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标准的，均构成犯罪。确定这两个金额之间的差额。例如，将“违法所得数额”与“违法经营数额”混为一谈，势必造成混淆，影响相关案件的正确处理。

差价率的不同认识及作用

1.差价率的认定

在非法经营哄抬物价罪中，定罪的理由是从涨价中获取了合法利润以外的非法利润。利润。这是有别于一般非法经营的特殊点。有观点认为，在这种非法经营类型下，价格由成本+合法利润+非法利润（模型见下图2，模型条件下总收入假设相同）组成。

图2

关于市场波动影响下的合法利润如何计算，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相关规定，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地也出台了一些计算标准，标准因地而异。例如，2022年3月25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行为认定的指导意见。 ，指定点差率的范围，以2022年3月19日（含当天）为标准日非法经营比特币，同时区分实际未售出和已售出的类型，并给出不同的分别为标准。

例如，在生产成本和采购成本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2022年3月19日（含）前7日内销售利润率不得高于正常销售利润率。又如，4月12日，大连市市场监管总局发文称，如果买卖差价超过经营者在交易场所交易的同种商品或类似产品的最高买卖差价， 4月11日前7日内，有交易证据的，认定为哄抬物价。在规定差价率时，在实践中，法院将成本金额确认为法定利润金额。实际上，差价率的作用是在计算违法所得时确定合法利润范围并扣除违法所得，或者判断其是否构成哄抬物价的标准。 ，在实践中有不同的意见。

2.传播率的作用

通过对生效案件的研判发现，法院在认定违法所得数额时，往往以差价率作为参考标准。一经构成哄抬物价，所有违法经营金额均在扣除成本后予以确认。是非法所得的数额，不扣除合法利润。笔者认为，哄抬物价一旦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整个销售行为下的金额是社会危害性的，不仅超过合法利润的部分是社会危害性的。从演员的角度来看，在疫情状态下，通过低价采购产品、翻倍价格获取暴利，这里的暴利包括除了成本之外的所有部分。因此，传播率的作用是定罪的参考标准，不包括量刑。

关于“哄抬物价”的具体认定

对于非法经营罪中“哄抬物价”的认定，哄抬物价比例的认定是认定“数额”的依据。该行为是否构成哄抬物价，应坚持从行政到刑事的判决。首先，要结合国家总局发布的《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条例​​》和《关于查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指导意见》。 2020年2月1日市场监管（下称《指导意见》），这些行政文件明确了哄抬物价的具体行为。 《指导意见》规定，1月19日为审查价格合法性的基准日。上文还谈到，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指导意见》后，一些地方政府、市场监管局等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了价差的参考日期。但是，文件中对“大幅改善”的表述含糊不清。判断是否“大幅增加”，不仅需要结合点差率的规定，还要考虑市场可能出现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市场供应减少、进货渠道受阻等原因。在行政违法的基础上，参照刑法第225条和《意见》的规定，综合考虑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主观恶性程度、社会危害性等实际情况。

四、结论

哄抬物价的具体“数额”的确定，需要在行政文书和刑法文书之间来回推敲，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