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杨涛：一文读懂数字货币内涵与前景

本文发表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7年5月号（该杂志全球发行，每月8日出版，售价：80元/本，全年960元），原标题为《数字货币的内涵与展望"

指导

对于数字货币而言，与其说是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不如说是货币体系可能发生的变化。 其背后的制度因素似乎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 这意味着，如果真正打算将新型数字货币应用到经济金融体系中，则需要对货币体系进行重大变革。

近日比特币的含义是一个数字货币，有关中国人民银行（俗称“央行”）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实施的消息引发各方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从比特币越来越受欢迎以来，数字货币已经成为业内外的热门话题。 但是，由于在基本概念、内涵和边界上存在很多模糊性，对数字货币的认识也造成了很多混乱，甚至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 对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认识它能给货币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三个角度看懂数字货币

基于货币背后的信用支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货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要弄清楚什么是数字货币，我们需要先从电子货币的概念说起。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通过销售点终端和设备直接转账，或计算机网络进行支付的储值或预付支付机制。 国际清算银行早在1996年就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认为电子货币可能会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例如影响央行控制的利率与主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其背后的信用支持入手，来了解电子货币。 因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信用货币机制。 自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崩溃后，主要国家相继退出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本国发行的货币纸币已经无法兑换金属货币。 因此，信用货币应运而生。

第一，货币数字化。 最典型的对法定电子货币的信用支持直接来自各国央行，或者由银行机构直接支持，央行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提供间接信用支持。 以信用卡为代表的传统电子支付创新和金融机构电子钱包的出现，实际上是货币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变化，但并没有跳出央行信贷的直接或间接覆盖，也没有带来新的变化。货币不断创新，更多的“形式”货币已经电子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货币”涵盖的范围很广，如信用卡、储蓄卡、借记卡、IC卡、消费卡、电话卡、加油卡、电子支票、电子钱包、网络货币、智能卡等。 ，几乎包括所有与资金相关的电子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 当然，按照下面的分析，本质上是指背后的账号。

二是非银行机构的电子货币。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银行机构参与到电子支付工具的提供中，也对货币结构和范围、其信贷最终支持与央行的衔接带来了新的冲击变弱了，于是成为了国家监管的重点。

例如，欧元区专门制定了规则，对在信贷机构之外发行电子货币作为支付方式的企业或任何法人进行监管。 欧盟的电子货币监管体系从准入条件、活动范围、限制、电子货币的可赎回性等方面对电子货币机构的开设、运营和审慎监管进行规范。 它认为，“电子货币”是电子货币发行者通过集合货币资金发行的，用于支付交易，可以被其他自然人或法人接受的电子货币价值。 索赔的权利。

再比如，美联储对电子货币的发展持观望态度。 它认为非银行机构发行电子货币不会对银行构成威胁。 由于银行信誉良好，消费者更倾向于信任银行。 电子货币。 当然，这也是建立在美国拥有更复杂、更严格的多层次行为监管机制的前提下。

从理论上讲，如果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支付账户是匿名的，流动性高，可以直接进行跨行转账清算比特币的含义是一个数字货币，则具有一定的货币属性。 由此看来，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虽然仍在现有监管体系之内，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货币创造。 同时，与央行终极信贷支持的衔接也会发生变化。 变弱。 从极端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非银行电子货币发行人破产，并且没有特别的救助措施，其最终的信用支持是其商业信用。

第三，网络虚拟货币。 在多元化的网络经济时代，也出现了由某些“网络货币发行者”提供信用支持的虚拟货币。 如果这些虚拟货币最终是用来购买程序开发商提供的电子产品，那么真实货币就真正起到了交易中的中介作用，而虚拟货币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电子货币。 如果虚拟货币不是从程序开发者那里兑换出来的，交易对方也不是货币发行者（程序开发者），那么这种虚拟货币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独立发挥商品媒介的功能，比如游戏玩家淘宝使用人民币交易某种游戏币，或使用游戏币购买真实的商品和服务。 这时，一些货币创新功能也应运而生。 当然，由于其规模通常较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第四，加密数字货币。 20世纪80年代，一批国外专家开始研究基于特定密码学的网络支付系统，并对匿名加密货币进行了探讨，从而催生了作为电子货币高级阶段的新型数字货币。 2008年，日裔美国人中本聪发表了一篇描述比特币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 2009年，比特币诞生，将数字货币探索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作为数字资产使用，则不会带来创币功能； 如果用于支付、交易媒介等，将带来与央行货币完全不同的货币形态。 当然，目前的数字货币存在着各种缺陷。 比特币的资本属性多于货币属性，经常陷入投机引起的价格波动。 这使得它的资产功能和商品功能远远大于它的货币功能。 事实上，货币创造也非常有限。

总的来说，严格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属于这一类，即越来越依赖于分布式规则和智能代码来发行和运行，其信用支持与中央银行的中心化机制越来越远，完全依靠自发操作规则（共识信用）来支持它。 虽然规模还小，技术有待成熟，但未来可能会对现有的货币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至于区块链技术，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概念。 例如，当我们谈论比特币时，它实际上由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协议和客户端）和实际的加密数字货币组成。 依托于区块链或其改进技术，还有一些类似于比特币的其他虚拟货币。 此外，虽然是目前最典型的技术，但数字货币的底层支撑并不一定局限于区块链，区块链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货币以外的各种去中心化的价值交换活动。

基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统计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行服务的货币存量。 它由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组成。 各国央行的货币测算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但划分的基本依据是相同的，即流动性规模。 所谓流动性，是指一项资产可以在不给持有人造成任何损失的情况下，随时变现或变成商品。 货币流动性程度不同，流通中的周转次数也不同。 由此产生的货币购买力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我国现行的货币统计制度将货币供应量分为几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的现金（M0），是指单位手头现金与居民持有的现金之和，其中“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以及银行系统以外的组织、部队、学校等单位。 二是狭义的货币供应量（M1），是指M0加上可以在银行用支票支付的活期存款。 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指M1加上单位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在银行的个人储蓄存款和证券公司的客户存款。

由此看来，除了现金M0之外，存款货币（账户货币）其实早就被电子化（数字化）了。 反过来说，一方面，如果从广义上看数字技术，未来受到影响的货币层面不仅仅是现金，还可能影响到M1和M2； 另一方面，如果是狭义的加密数字货币，可能会对原有的M1、M2存币机制产生颠覆性影响，甚至不再需要账户支持。 当然，这种影响可能还遥不可及。

因此，要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没有必要简单地将数字货币与现金替代品进行比较。 毕竟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范畴。 事实上，自20世纪末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来，无论是在微观研究意义上还是在统计学意义上，货币数量的范畴都越来越难以界定。 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可衡量性和相关性 货币政策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逐渐降低了基于货币数量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基于此，我们在讨论数字货币的影响时，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都应该关注新兴信息技术给整个货币品类带来的多样化变化。

基于货币的“记账机制”和支付工具

现代货币体系的运行离不开银行存款货币（账户货币）。 随着支付技术的不断发展，货币层面的问题和支付层面的问题往往会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记账本位币本质上是通过“账户”来体现的，比如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 而这些账户在现实中可能对应着不同的支付工具，后者才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关注的。 的。 例如，不同货币统计口径下单位或个人的活期存款，可能对应的是银行卡、支票甚至二维码等支付工具（媒介）。

理论上，账户和支付工具是可以分开的，这在国外早就存在了。 不过，在我国，由于银行卡已经成为记账的主要工具，没有个人支票，可能会融入公众印象。 目前，在推进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改革过程中，央行可能会推动银行账户与新支付媒介的融合，或者从长远来看，随着技术进步，银行账户将直接与新支付媒介融合。支付媒体。 这进一步提高了支付效率。

回到数字货币的问题，上面已经讨论了账户层面的影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把数字货币和新兴的支付方式放在一起讨论，有的把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创新浪潮混为一谈，强调对传统支付工具的重要替代； 一些以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为借口，澄清数字货币影响有限。 事实上，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这个视角都凸显了新技术对支付工具的影响，即数字支付媒介的创新，理论上不会直接产生货币创造效应，除非影响到底层的账户机制. 一些所谓的“数字货币”并不是货币，而是和信用卡一样，是某种货币替代品，即可以暂时起到交换媒介作用，但不能起到商店作用的东西的价值。

总结：数字货币概念定义

在数字货币讨论的“大杂烩”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研究路线。 一是广义上指数字技术对货币信用基础、概念范畴、载体的影响和影响； 二是狭义上指类似于比特币及各种“变种”的加密数字货币。

显然，目前各方更多关注的是狭义的数字货币，但在讨论中，不时将其与广义概念混为一谈，造成各种误解。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关于数字货币的“变化与不变”。

首先，它们都是信用货币，但合法与否决定了它们背后的信用机制不同。 法定信用货币（credit money）由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独立作为货币发挥作用； 加密数字货币的信用支撑是某种智能程序“自持”的“共识”。 信用”，仍然存在缺陷和不足。

其次，从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来看，其交换媒介、价值规模和支付手段是最重要的功能，其次是衍生的价值储存（投资）功能。 如果它之前的功能不稳定，货币属性就会被严重削弱，甚至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货币。 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之所以饱受诟病，正是因为如此。

第三，它们都是协议和契约，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地位。 货币本质上是所有者与市场之间关于交换权的契约。 它基本上是业主之间的一种协议，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各种法币的存在意味着国家（以中央银行为代表）在契约关系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而加密数字货币可能削弱其主导地位，使更多的个人（节点）在契约关系中崛起。

面向未来，数字货币前景如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理论的新发展主要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一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货币因素； 研究”。后者为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发展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想象。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数字货币的理论出发点是探索货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区分数字货币和数字化货币

未来需要区分数字货币的模糊领域。 首先，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经济运行方式，同时也给货币金融体系带来诸多变化。 对此，作为电子货币发展的高级阶段，数字货币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类似比特币的加密数字货币，加上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能否在货币金融体系中得到深度应用，是数字货币的特殊部分，需要单独考虑。

因此，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必须进一步理清脉络，分析同一范畴内的相关要素。 作为后者，它与普通大众的联系更加紧密，直接影响到普通百姓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作为前者，数字货币其实与普通人的相关性不大，其投资也需要专业门槛，切忌过度投资。 宣传炒作。

数字货币与数字资产的“分道扬镳”

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提到，“人们觉得战后货币流通速度增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准货币替代品的发展，他们觉得这造成了对货币本身的需求减少” . 通常所说的主要替代品是短期政府债券和储蓄贷款协会的股权，两者的数量增长都比货币存量快得多。 这里的货币替代物不同于以往的支付工具，实际上是指“货币替代资产”。这些发展导致了货币需求曲线的移动，使得在与之前存在的资产利率相同的情况下，在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其他变量的值相同，所需的货币存量比以前少。”

据此可以看出，包括形态在内的资产要素的变化也会对货币产生外生影响，这也使得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难以把握。 数字时代为这种复杂性进一步“添砖加瓦”，比如数字资产，通常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在日常活动中为出售或生产过程中持有的非货币资产。 大量所谓的数字货币，其实只是一些打着货币旗号的“加密数字资产”。 长期来看，在与法币体系艰难融合的过程中，数字货币与资产将变得更加“不同”，后者的生命力显然远高于狭义的数字货币。

第三种方式：中心与去中心的妥协

由此看来，公众可能高估了央行研发“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变化。 央行要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但不是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 思路应该是延续货币数字化的思路，引入智能合约等技术，在中心化组织可控的情况下，在边际层面改进和改变货币。

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密数字货币还无法撼动现代货币发行体系。 我们知道纸币和电子货币都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 与金属货币不同，它本身没有使用价值。 这些货币的背后是特定社会组织关系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支撑。 只要国家边界不消失，需要政府的权威来支持社会交易，“最后贷款人”的央行依然存在，真正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就不可能占据主流地位，只能成为互联网的“飞地”，“乌托邦”实验更可能成为投机者的最爱。

当然，央行开发“数字货币”其实是个好兆头。 当局重视去中心化的货币，可以避免更多数字货币“飞地”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对自己的货币体系进行改进和妥协。 各方优势互补，从而在去中心化数字技术中发挥核心作用。 转变的作用。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最终可能会带来更高的货币交易效率、更低的成本、更精准的政策执行、更有效的反洗钱等风险控制，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现代货币体系。

或许未来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发行会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之间取得折衷。 当然，央行依靠开放网络，利用公有链，为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大规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显然是不可能的。 未来更有可能在一些封闭或半公开的场景下，在资产交易市场而非货币市场，以局域网、联盟链或私有链的形式，一些“准合法数字”为了确定价值，将探索交换和结算。 货币”（数字代币）实验。

这种妥协的第三条路径可能包括数字法定货币、有限场景下的半去中心化（弱中心化）准法定数字货币、去中心化的非法定数字货币。 勉强“摸着石头过河”。

需要新的货币体系和规则

对于数字货币而言，与其说是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不如说是货币体系可能发生的变化。 其背后的制度因素似乎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 这意味着，如果真正打算将新型数字货币应用到经济金融体系中，则需要对货币体系进行重大变革。

所谓货币制度，是货币流通的规则、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总称。 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并在近代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 在现代社会，国家法律已成为其基本原则。 数字时代的货币体系将走向何方，取决于多种因素，我们称之为“收益、效率、安全”的三角约束。 对此，除了关注加密数字货币及其底层账本技术外，更重要的是货币发行、交易、流通、参与者利益协调与合作规则的系统设计，需要大量探索和“压力测试”。 “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权力下，去中心化的新技术可能反而加强中心化控制，甚至侵犯个人权利。 这是另一个有待发现的重大命题。

总之，从现金支付到非现金支付，从传统的卡式电子支付到基于网络的电子支付，从简单的电子支付到智能码支付，从支付工具层面到货币层面，应该说新技术正在不断改变货币和金融体系。 当然，“大浪淘沙”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数字货币的发展和探索中，各种与数字货币“格格不入”的“有毒”传销币、商品币、代币、“资本游戏”，实在是难上加难。 害处无穷。 因此，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探索、专业普及和公众教育，才能在数字货币领域“排挤”不法分子、炒家和行业“劣币”。

作者

杨涛，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拥有中国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资格。 现任职务及兼职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特聘专家。 主持和参与国家和部委重点研究项目数十项。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货币财政政策、金融市场、产业金融、政策性金融、支付结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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